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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敦白在“文革”中的红，今天人想象不到。1966年10月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有他和的合影照片。当时“文革”中各派都想让他去跟说，我是革命的，另一派是保守的。各派都想让李敦白戴上自己的袖章照个相，然后在自己的小报上刊登。

　　李敦白是理想主义者，第一次被关了6年，他没有怨恨，认为这是为革命牺牲，放出来后，他更加觉得伟大。1956年大鸣大放，很多知识分子提意见，他很愤怒，认为是攻击，赶紧向中央汇报。他认为，后来提出要分鲜花、毒草，和他有关。当然，这未必正确。

　　李敦白一度很左，经常打外国专家小报告，他跟周恩来熟，和也熟，但关键时他听的，不听周恩来的。1967年4月10日，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，周恩来劝他别去，说你要去，他说我还是听的，因为我觉得代表了正确的方向，而周恩来属于老一辈，思想有点保守了。

　　这个口述史很有意思，审讯者希望他承认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特务，在延安发展了王光美，以后王光美发展了。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。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审讯重点变了，问他和周恩来怎么认识的，他觉得这是有人要整周恩来。可惜的是，回忆录没写清时间，这究竟是哪年的事？应该追问一下。

　　在李敦白记忆中，在延安时非常贤惠，温文尔雅，专心在家照料，可到了“文革”，突然变得张牙舞爪，动辄命令别人，李敦白说，他对这个变化很赞赏，认为这就是革命，他支持，因为觉得代表了理想，代表了荣誉。

　　这说明，理想主义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理性支持，反而值得忧虑，“文革”中那些女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，动辄打人、骂人。

　　李敦白身体还好，去年因为摔了一下，本来说要来，结果没来成，今年9月份可能会来北京。

　　今天年轻人可能觉得无法理解他，其实，他每一个选择都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影子，但不完全是理想，而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。

　　李敦白对中国有深厚感情，他经常讲自己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，他回美国后，最关心的就是外宣，他觉得做得不好，每次来都很着急，目前他非常关心中国外交。

　　李敦白个性坚强乐观，他的人生也可以说是一个励志故事，普通人可能很难忍受16年的铁窗生涯，回美国时，他已经59岁了，可他的事业非常成功。

　　他的情商非常高，善于跟人交往，他非常爱他的太太，而且很充分地表达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。